我们的“人民教育家”

发稿时间:2019-09-30 浏览次数:11

“人民教育家”卫兴华——立学为民 治学报国

(来源:人民日报)

“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不唯众”,不做“风派理论家”——这就是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卫兴华。

  卫兴华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已经60余年,在我国经济学界地位和学术影响力非同一般。

1925年,卫兴华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小学时,老师给他取名“卫显贵”,希望他将来荣华富贵。从小目睹日军暴行的他,在读中学补习班时,把名字改为“卫兴华”,立志抗击日寇、振兴中华。

1946年,卫兴华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1947年在解放区正式入党。后被捕入狱。他在狱中严守党的秘密,出狱后转到北平继续从事地下工作。此后,卫兴华先后在华北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在长期的理论研究工作中,卫兴华提出了诸多前瞻性的理论观点:较早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较早系统研究和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理论,较先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

  卫兴华始终认为,自己的研究工作要与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

  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分析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问题。上世纪50年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分析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地租形态和土地报酬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理论,分析我国的价格体系、按质论价等问题。改革开放后,他转向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并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刘元春说,卫兴华老师的著述并非只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读上,更重要的是紧扣时代脉搏,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现实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

60余年来,卫兴华笔耕不辍,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等文章1000多篇,出版《走进马克思经济学殿堂》等著作40多部,成为中国最多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是全国影响力和发行量最大的教材之一。

  这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奠基人之一,于2013年获得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

  如何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传承下去,是卫兴华做学问的一项重要使命。

  在多年教学中,他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结合。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阐释,要结合国内外的经济社会实际,让学生们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且具备与时俱进的品格。

2015年底,卫兴华获吴玉章终身成就奖,他把100万元奖金无偿捐赠,用于支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人才培养及优秀成果奖励。

  如今,94岁的卫兴华虽病痛缠身,但仍坚守在教学一线,担任博士生导师,每天坚持学习、工作。

  中央财经大学教师何召鹏是卫兴华的学生。他告诉记者,跟随卫老读博士期间,卫老已接近90岁高龄,依然坚持每隔一到两周上一次专题讨论课,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即使卧病在床,他也坚持工作。他把我叫到床边探讨学问、写论文,让我拿着笔和纸,他来说,我来记。”

  在卫兴华二儿子卫宏的记忆中,父亲除了上课就在自己的书房待着。“学生登门和他探讨问题时,他最随和。”

  卫兴华卧室床头柜边,有张黑白照片,这是当年他从事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时与两位同事的合影,他一直保存到现在。

“当时参与地下革命的很多同志都牺牲了。我活了下来,就要用全部的精力去做一个学者应该做的事,为祖国建设奉献力量。”卫兴华说,“我还在燃烧!”

  刘元春表示,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精神在卫兴华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卫老与时俱进的创新品格,持之以恒、脚踏实地、日复一日的奋进精神,值得新一代学者传承。”

“为学当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卫兴华这样寄语年轻学人。

 “人民教育家”于漪——教文育人 德智融合

(来源:人民日报于漪,这是一个在谈到新中国语文教育思想变革时不得不提的名字,也是无数中国教师心中的偶像。68年的从教生涯,于漪用“站上讲台就是生命在歌唱”的精神走出了自己的语文教学之路。“教文育人”“德智融合”等主张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被誉为“育人是一代师表,教改是一面旗帜”。

开设公开课近2000节、培养三代特级教师、著述数百万字……如今已90岁高龄的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人民教育家”于漪,依然以奋斗姿态站在教育改革和教师培养最前沿,践行着“让生命与使命同行”的铮铮誓言。

在她教过的学生中,有人在毕业十几年、几十年后,还能整段背出她当时在课堂上讲过的话;在她带教过的老师里,有人为了“抢”到前排座位听她上课,竟不惜专门配副眼镜,冒充近视眼……

于漪的语文课,就是有这样的魔力。

“流利动听,如诗一般,没有废话,入耳入心。”于漪的学生、原上海闸北区第二中心小学校长葛起裕说。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语文教师,于漪带着人民教师的初心和改革创新精神不断探索语文教育的“秘密”。

1978年初,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兴奋的于漪找到学校数学老师,告诉对方“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我们唱个‘双簧’,你给学生讲陈景润的科学贡献,我讲陈景润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这正是于漪“教文育人”思想的体现。在她看来,语文不仅是教孩子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更是在建设他们的精神家园,塑造其灵魂。进入新世纪,于漪提出语文学科要“德智融合”,即充分挖掘学科内在的育人价值,将其与知识传授能力的培养相融合,真正将立德树人落实到学科主渠道、课堂主阵地,加强教师的育德能力,获得全国教育界高度认可。

到了耄耋之年,于漪研究起了周杰伦和《还珠格格》。因为她发现,孩子们都被他们“圈粉”了,而自己喜欢的一些比较资深的歌手却很难引起学生共鸣。有学生直言:“周杰伦的歌就是学不像,好就好在学不像。”

这让做了一辈子教师的于漪心头一震。“我们想的和学生想的距离有多大啊!”她认为,一名好老师,就要有能力走进学生的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教育绝不能高高在上,一定要‘目中有人’。”

走进学生的内心,是为了点亮一盏明灯。“教师的工作应该是‘双重奏’,不仅自己的人生要奏响中国特色教育的交响曲,还要引领学生走一条正确健康的人生路。”

在新教师培训中,于漪多次引用英国小说《月亮与六便士》来阐明观点:首先心中要有月亮,也就是理想信念,去真正敬畏专业、尊重孩子,还要有学识,如此才能看透“六个便士”,看透物质的诱惑。“满地都是便士,作为教师,必须抬头看见月亮。”

走进学生的内心,还必须“一辈子学做教师”。“庸医杀人不用刀,教师教学出了错,就像庸医一样,是在误人子弟。”于漪告诉青年教师,最重要的是在实践中不断攀登,这种攀登不只是教育技巧,更是人生态度、情感世界。

从教生涯中,于漪总是想方设法让青年教师尽快成长。她首创教师与教师的师徒“带教”方法,让一批批青年教师脱颖而出,并形成了全国罕见的“特级教师”团队。

教师这个职业,寄托着于漪一生的追求与热爱。“我甘愿做一块铺路石,让中青年老师‘踏’过去。”她说。

于漪家里有一本她专用的挂历,挂历上几乎每一个日子都画上了圈,不少格子里还不止一个圈。她用“来不及”形容自己的工作,因为还有太多事情值得她“较真”。

当教育功利化现象愈演愈烈,家长忙于带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校外补习班,学校只盯着升学率的时候,她呼吁:“教育不能只‘育分’,更要教学生学会做人。要教在今天,想在明天。”

当看到小学生写下“祝你成为百万富翁”这些“毕业赠言”时,于漪感到忧心。“‘学生为谁而学、教师为谁而教’,教育工作者应该在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动力方面多下点功夫。”

于漪还认为,中国教育必须有自己的话语权。她多次撰文说,任何国家的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必须传承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培养为本民族、本国建设服务的人才。眼光向内,不是排斥国外,而是立足于本国,以我为主。

从教68年,于漪从未离开讲台。她臂膀单薄而一身正气,始终挺着中国教师的脊梁。“当我把生命和国家命运、人民幸福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永远是有力量的,我仍然跟年轻人一样,仍然有壮志豪情!”于漪说。

“人民教育家”高铭暄:我还要再奋斗20年

(来源:新京报)

新京报讯(记者王俊)作为新中国刑法的开拓者,高铭暄与很多个“第一”联系在一起: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创制的学者、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本刑法学教材主编、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导、亚洲第一位获得刑法学界“小诺贝尔奖”的学者……

9月29日,高铭暄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成为法学界这一荣誉的唯一获得者。

作为“90后”,高铭暄至今仍然笔耕不辍,活跃在学界、课堂。前不久,人民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副部长冯玉军去看望高铭暄,还听他打趣道:“我从研究生到现在已经奋斗了近70年,我还要再奋斗20年。”

高铭暄是亚洲第一位获得刑法学界“小诺贝尔奖”——“切萨雷•贝卡里亚”大奖的学者。

见证第一部刑法典的“三起两落”

提及高铭暄,便不得不说他与刑法的故事。作为唯一一位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创制的学者,高铭暄见证了第一部刑法典的“三起两落”。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5个组织法通过后,刑法起草工作也提上日程。

当年10月,26岁的高铭暄接到赴全国人大常委会参加刑法起草工作的通知,这也是刑法立法“首次上马”。

1957年6月,经过多次修改,刑法草案第22稿出炉,并在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征求代表意见。就在这时,“反右派”斗争开始,紧跟着是“大跃进”,几乎所有的立法工作都中止了。

1962年5月,刑法草案修订工作再次全面启动,新的起草工作几乎把此前的全盘推倒重来。次年10月,立法小组拿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33稿。

但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再次让草案修订工作“落”了下来,第33稿一停就是十几年。

直至1978年10月,刑法立法“三次上马”。 经过200多个日夜,刑法起草小组在原来33稿的基础之上又五易其稿。

38稿的刑法典草稿于1979年5月获得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并提交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讨论审议。

“1979年7月1日下午4点05分”,高铭暄至今清楚记得这个时间点。

“我从人民大会堂的三楼往下看,看着会场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代表一致鼓掌通过时,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那是1979年7月1日下午4点05分。”高铭暄接受采访时回忆道,“激动到极点了,当时兴奋得很。”

经历了漫长的“三起两落”,中国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刑事法典。高铭暄也从26岁的小伙子变成了半百的中年人。“我们的刑法学是还落后,但要有自信”

不仅助力国内刑法学发展,高铭暄也是中国刑法学走向世界的主要推动者。

人民大学法学院教师冯军1989年在高铭暄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后,赴日本参加联合培养。他还记得那些年中国刑法学在国际学界的窘迫。

“1993年10月高老师应邀出席在日本召开的‘德国、东亚刑法学研讨会’。会议第一天,我看到日本学者、韩国学者和中国台湾学者用德语同德国学者交流,而中国大陆学者只能通过并不顺畅的翻译表达自己想法,也没人想认真听中国大陆刑法学者的见解。”他回忆道。

那天晚上,冯军问高铭暄,“高老师,中国刑法学太落后了,怎么办呢?”

高铭暄坦然地回答:“我们的刑法学是还很落后,还需要向别人学习,但是不要妄自菲薄,要有自信,中国是一个大国。”

2015年4月15日,高铭暄在卡塔尔多哈联合国大会上荣获国际社会防卫学会颁发的“切萨雷•贝卡里亚”大奖。该奖项素有“刑法学界的小诺贝尔奖”之称,高铭暄是获得该奖的亚洲第一人。

高铭暄认为,这个荣誉也证明,我国的刑法学为国际所承认,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为发言写满10页手稿纸

“学术是事业也是生命。”这是高铭暄经常教育学生的话。尽管年事已高,对学术的严谨、对社会发展的关注,依然是他的习惯。

去年,在一场国际学术会议上,高铭暄做了题为《中国刑法学回顾与展望》的主旨发言。

为了这个发言,高铭暄前期准备的手稿有10页纸。

“那份手稿上有许多修改痕迹,能看出进行了多次校对、斟酌、推敲。”人大法学院刑法博士生敖博告诉新京报记者,“并且,手稿上写着四页老师对网络犯罪和人工智能的思考。”

视为事业和生命的学术,在高铭暄眼中也是在修正错误中成长的。“要正确对待学术批评,理解、宽容面对错误的批评。”

“在多次学术会议中我都质疑过高老师的学术观点,但是高老师从来没有怨过我。”冯军说。

早先,高铭暄曾撰写《论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合理性暨对中国刑法学体系的坚持》,文章中,他对于自己反对的观点,认为不可取,但却不指明观点来源。

“严格来说,在论文中不指明自己反对观点的出处,并不完全符合学术规范。但是从这种并不完全符合学术规范做法,可以体会到高老师善待批评宽容的态度。” 冯军解释道。30多年培养60多位刑法学博士

既是学者,更是师者。高铭暄常言,自己最大的成就就是培养和指导学生。

1996年年末,冯军独自一人在德国波恩。没想到12月23日收到了高铭暄从北京的来信。

“高老师写了催我奋进的话语:‘冯军你学习勤奋,毅力又佳,当然还要继续努力,(把德语)提高达到你对日语那样的熟练程度。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对你也寄予诚挚的期望。”

这封信冯军一直保存着,“这段话对当时的我而言,是太不寻常的精神食粮。”

去年教师节,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王轶拜访高铭暄,提出想让他今年新学期给新生讲授“开学第一课”。

“高老师听了以后特别高兴,上讲台是做老师本分,上讲台是我最喜欢的事。”王轶说。

考虑到高铭暄的年纪已是“90后”,这堂课原定一个小时,结果高铭暄一口气讲了三个多小时。

“教师就是要培养人才的。我这一生就喜欢坐冷板凳,喜欢有自己一些独立思考的空间,随着自己慢慢老去,总有一天是干不动的,但是还有些东西留给社会,这是我精神上的财富。”高铭暄说。

据了解,1984年至今,高铭暄已经培养了六十多位刑法学博士生,其中不乏法学大家和重要岗位的工作人员。